正如阿甘本所說：當代人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。影片力圖還原的是“當代人”的反面，一個完全合時宜的、隨波逐流的人，在對馬切洛的塑造中，貝托魯奇完成了自身對時代的凝視和反思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表征和馬切洛個人的性格和經(jīng)歷合而為一，在與歷史的亦步亦趨中，我們是無辜的加害者，是心懷理想的懦夫，是道德喪失的衛(wèi)道士。馬切洛是平靜如水的狂人，他在作為法西斯秘密警察，跟反法西斯的知識分子老師一同進餐，老師評價他“不是真正的法西斯”，這段話一度誤導了我，那他是什么呢？絕對矛盾的綜合體，這個人物是影片的核心和靈魂，無比生動痛苦。 有趣之處不止如此。貝托魯奇把戈達爾在巴黎的住址電話放進去，安排馬切洛與師母發(fā)生關系，完成了導演精神上的弒父娶母；光影的風格在冷峻和熾熱間切換，那是羅馬和巴黎的區(qū)別，也是法西斯與大革命的極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