問題是，當主角過著妻子和情人的雙重生活，擔憂自己的衰老及似乎逐漸走向枯竭的才思，越來越無法承受外界向其索取的壓力、想覓求心靈和現(xiàn)實出路而不得；當生活要通過一個又一個謊言打掩護的時候，如何能創(chuàng)作出一部他想要的“誠實電影”？作為導演對本片拍攝過程的再現(xiàn)，本片中的自我指涉就帶有一種悖論色彩：想要誠實講述一種不能講述的困頓狀態(tài)，但(理論設想)當把這種狀態(tài)講述出來，那還會是一種誠實再現(xiàn)嗎？撇開方法論，價值上的問題是：把自己不能拍攝的困頓拍攝出來，這如果不是一種為交差而交差的權(quán)宜之計，可以是什么？(這又回到了誠實的問題)。面對這么個不可能的任務，費里尼給了我們一個普世而動人的答案：除非一開始有明確目標，否則創(chuàng)作是一場需要痛苦自省的尋覓，我們不能給你承諾什么結(jié)果，只有到達一刻的那種美妙的廓然開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