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當時左翼電影高明的一點是，透過一個單身母親的遭遇，一口氣申討了父權(quán)（影片中在場不在場、名義上或道義上的父親形象）、舊社會觀念（人言可畏）以及無能偽善的啟蒙者（校長和學校教育）對人的重重暴力，民國影戲算是真正接上了五四的脈絡。吳永剛沒有陷入此前影戲中常見的哀憐癖調(diào)調(diào)里，結(jié)尾干脆有力，而且沒有試圖提供某種簡單的道德救贖方案，這也是一大進步。阮玲玉的表演也可圈可點，主要是有層次，張曼玉在《阮玲玉》中復刻的那段固然經(jīng)典，但阮身上更難得的是即便演性工作者，還有股子少女天真爛漫的底色，當明艷的笑容被殘忍奪取時，也更讓人心疼。相比曾美慧孜在《三夫》中的表演，同樣是對“神性”的塑造，這種處理對演員的“剝削”也更少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