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《希望》這一章節(jié)，塞德爾的“文化基因決定論”已然十分清晰。對于那些生活在西方宗教主義國家中的孩子們來說，愿望的求而不得顯然是因為《愛》與《希望》與《信仰》這三者之間的距離相隔甚遠(yuǎn)，而她們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又時時踩不對點：母親打電話時女兒在禁欲減肥，女兒打電話時母親在縱欲享樂；而女兒偷偷寄給“父親”的情書不是得不到回音，就是被世俗意義上的倫理道德明確地拒絕。訓(xùn)練營中的紀(jì)律標(biāo)準(zhǔn)與青春叛逆期里的恣意放縱形成自然而鮮明的對比，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似乎必須在母親的“愛”與姨母的“信仰”之間做出選擇。在塞德爾的電影語境里，思想的同化等于身體與行為的同化。海報里三個女孩目光一致地坐在替補席上，不知懷揣“希望”處于中間位置的女主角如何解答這一復(fù)雜的浮士德難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