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Y2K之后香港電影泛亞主義的一個重要文本。游戲首先是一個雙方被規(guī)則所限制的行為；柔道的身體特征將暴力降到最低，反而形同于舞蹈，《柔道龍虎榜》之中的“戰(zhàn)斗”對于這兩種范式的強調自反了影片處于杜琪峰兩類作品的交匯點上。在影片中，當人物開始戰(zhàn)斗，香港的街頭就會被燈光設計處理為一個封閉的，斗技場般的游戲場景，而游戲（街機游戲）既是公共空間，又是媒介空間，來自于日本——在影片中，這個最東的東亞國家處于影片泛亞主義的一個想象，臺灣作為HK的擬像，HK又作為日本的擬像，并未言說的是日本與“西方”之間的擬像關系——的動作游戲則再媒介化了昭和時期的動作電影，而在影片的結尾，杜琪峰選擇在香港的城市空間中，通過演歌，慢鏡頭與蘆葦蕩構成的世界直接召喚黑澤明的《姿三四郎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