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關鍵情節(jié)的高度省略式處理不是敗筆，而是留白、缺省、有如父親般的身不在場，一種文本上的跳接。我們完全可以從現實主義的默認選項中跳脫出來，討論本片之于“酷兒電影”意味著什么。舞臺劇除了服務于戲中戲的敘事結構之外，本身就是一次坎普實踐，它極力營造一個浮夸、造作、去自然化的劇場空間，同時現實空間的造型、光影以及表演，都張揚著坎普區(qū)別于大眾的對抗性姿態(tài)，酷兒的姿態(tài)。主角們失去愛人后的真空以至失控狀態(tài)，讓我想到巴特勒關于“哀悼”的觀點，“哀悼同性戀者”本身便是對等級建制的僭越，它讓酷兒生命真正被看到、生成，于是這里可以提及我很喜歡的《艷光四射歌舞團》，坎普和哀悼的聯合已經成為獨屬于臺灣酷兒電影的上升路徑。最后想說，對人物施加道德審判太容易了，難的是去接受那些規(guī)則之外的復雜性。邱澤露肉太少沒看過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