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《迦百農》的厭惡可以完全移植，即一種主觀陌生的對苦難的拍攝手法：前者在繁雜的人文命題前刻意回避，苦難成為玩笑；后者被時代符號淹沒，盲目地選擇了一種“錯誤”的社會傾向進行攻擊，攝像機與演員在導演圈定的洼地內兀自徜徉，形式成為屏障——非線性的敘事結構是導演失信于電影，能量集中（于表演和音樂）的陳列方式是電影失信于觀眾——內部尚處雛形的脆弱價值觀渴望得到高權者（觀眾）眼淚的滋灌，政治與友誼的提及卻缺席更使得批判（如果有）顯得方向感盡失。三小時確實太長，更何況大部分時間都在抒/煽情而非講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