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對話能夠讓人物更加自如地表達，那介入不意味削弱真實，反而在某種意義上，它讓我們離真實更近一些，比如我看到六十年前的工人的一天，意裔女人的脆弱時刻，修車男人對生活的擁抱，法國學生的困惑，猶太女人的“政治性”的紋身，剛果黑人的感激，小孩子的好奇與袒露，夏日的海灘和假期……有意思的是，在這種介入的情境里，被采訪的人的狀態(tài)，它是表演性的，但是這種表演恰恰來自生活，來自與生活的對抗而形成的反應，這種真實性與假定性交疊在一起。其實在冬天的下午，因為這部電影，我與這些六十年前的事情和人物相遇，這大概是另外一種真實電影的力量。